每经热评｜内地一线城市将直面香港的人才竞争

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

2022年10月19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向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发表名为《行政长官2022年施政报告》的发言中，分别就产业发展、人才引进、改善居住条件、与内地通关等一系列备受社会各界关心的领域作了新的政策阐述。其中，人才引进是重点内容。笔者认为，人才竞争是香港与内地一线城市最直接且重要的领域。

李家超指出，过去两年，香港劳动人口流失约14万人。政府除积极培养和留住本地人才外，会更进取吸纳外来人才。其具体措施包括：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为期两年。满足条件的人才包括过去一年年薪达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以及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在过去五年内累积三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这两类人士可获发为期两年的通行证赴港发展，不设人数限额。不符合工作经验要求但最近五年内毕业的百强大学毕业生也可获发通行证，每年上限一万人。放宽“一般就业政策”和“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如雇主引入人才的职位属“人才清单”表列的13项本地人才短缺的专业，或招聘的职位年薪达港币200万元或以上，无须证明本地招聘困难，可直接提出申请。取消“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年度配额，为期两年，同时优化审批程序。放宽“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赴港就业安排”，将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长至两年，方便他们留港或赴港工作。优化“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撤销科技公司在计划下输入外来人才时必须增聘本地雇员的规定，以加快输入人才的步伐。延长工作签注或签证年期，在现有和新增的输入人才计划下的人才，到港获聘后可获发最长三年的工作签注或签证。向符合资格外来人才退还在港置业额外的印花税。

在这次的施政报告中，李家超领导的特区政府试图变身为“有为政府”，主动出击，在引进资本与人才、投资产业方面直接面向竞争。特区政府的作为主要表现在：设立招商引才专组。在今年内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及“人才服务窗口”，政务司司长带队统筹招揽人才。扩大内地办事处和海外经贸办的职能，17个办事处会设立“招商引才专组”，主动接触目标企业和人才，联系百强大学，推广各项计划，确定人才引进规模。除积极培养和挽留本地人才，特区政府也会以更进取的态度吸纳外来人才，其目标是每年吸纳至少35000名人才。实施特别配套措施，包括土地、税务和财政等方面，并提供量身定造的企业落户计划，以及为这些企业的人员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务，例如子女教育安排等。从“未来基金”拨出300亿元，成立“共同投资基金”，以引进和投资落户香港的企业。

必须承认，在某些方面，香港比内地一线城市更具人才吸引力。过往，内地一线城市只有少数名校的毕业生才可能获得香港人才计划名额，进入香港工作。根据笔者观察，在同时获得香港和内地一线城市的工作offer时，大部分学生会优先考虑香港。在新的人才竞争政策的加持下，香港将产生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更大的吸引力。

香港引进人才的优势是：第一，香港的国际化、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故人才发展的阻碍较少。第二，香港特殊的区位，特别是大湾区的提出和规划，给了人才更好的发展预期。第三，香港的税率较低，在相同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个人可支配收入更高。第四，香港山海相间，自然环境优越，生活休闲环境配套更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香港20多个郊野公园，充分体现了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成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香港的公共体育设施，如游泳池，数量和条件均优于内地任何城市。第五，香港的海洋性气候更加宜人。第六，香港居民生活的便利化程度更高。这和其相关设施建设更加人性化有关。而且，这些优势对于高端人才更加具有吸引力。因此，内地四个一线城市均将面临来自香港的人才竞争压力。

香港引进人才也存在劣势：其一，产业结构单一，理工科背景人才可进入的岗位有限。尽管香港近年来积极推动科创及相关产业发展，但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其二，住房矛盾比较突出。现有公屋计划基本是为低收入人士设计的。尽管李家超施政报告提出，符合资格外来人才退还在港置业额外的印花税，但商品住屋的价格仍会使很多人才望而却步。人才大量落地，是推高香港房价的因素。其三，生活成本较高。由于商业设施的租金和人工价格较贵，导致香港的生活成本在全球位列前茅，高于内地一线城市。当然，内地一线城市与香港比较，近年来的生活成本优势已经不再显著。其四，与内地一线城市比较，在香港普通话的通用性较低。

产业是人才的“巢”，尤其是高端产业。笔者认为，内地一线城市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比香港更具竞争力的主要方面，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这个“巢”。内地一线城市要着力拉长这个长板。还必须看到，内地一线城市之间也存在激烈的人才竞争。唯有做强做大产业，并且优化产业结构，才能在人才竞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

对标香港和其他国际大都市，尤其是香港这次推出的政策措施，内地一线城市要梳理现有的人才政策，发现其中的短板，制定并实施更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同时整体改善和优化人才的工作生活环境。这里，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是，相对稳定的生活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降低人才进入门槛，提高各种办事的便利度。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